竺可桢日记里的民国时期大学秘史,民国时期四大日记中的小满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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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桢日记》 图/孔夫子旧书网

通读完六七十部民国日记之后,笔者认为:《竺可桢日记》在民国日记领域中空前绝后,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简略地说,《竺可桢日记》的重要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竺可桢一生皆处于教育界与科学界的领导地位,故所交往的对象皆是现代史上着名显赫的人物,如国共双方的政治领袖、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精英人物。在此稍举数例,以窥一斑。
适接蒋院长寓来电,知其将﹝来﹞校。未十分钟车即至校门外,由文理学院入时,乔年、守耕适在会议室开章则修改委员会,乃邀渠等与晓沧均作招待,随从来者约七八人,布雷亦陪同而至。先至校长办公室,余即谈及扩充校舍须将火药库即军械局之地﹝纳入﹞,蒋先生即允可无问题。其次谈及经费,余谓临时费非于一二年中大加扩充,则校舍无从建筑,渠以本年无办法,俟诸下年度。次即出至文理学院教室、图书馆、物理室视察一周,藉可知屋宇之零落,渠即谓确非加新建筑不可。余请向学生演讲,渠以无时间,俟下次再说。学生本已在大礼堂坐定,闻不讲相率蜂拥而出,时适余陪其参观图书馆,幸黄云山将学生排成队伍站立于文理学院外,故秩序尚佳。蒋偕布雷至外一观队伍后即别。
这是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之后不久,蒋介石即来浙大视察以示重视。在这次会面中,竺可桢要求扩充校舍,蒋介石巡视“文理学院教室、图书馆、物理室视察一周”,亲见“屋宇之零落”,他自己也强调“确非加新建筑不可”。竺可桢要求增加办学经费,蒋答应下年度开始拨款。由于学生闻讯已在大礼堂内集合坐定,竺可桢邀蒋作演讲,但后者匆忙间没有准备,只答应“下次再说”。这条记载可以表明蒋介石本人对他故乡浙大的某种偏爱。
至中四路103号官邸,应蒋总裁之邀中膳。到评议员二十六七人,由陈布雷及蒋夫人招待,未几蒋先生亦来。即在去年招待评议员之房间,形式亦相若,惟蒋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较去年尤佳。屋之四周虽落炸弹甚多,但屋中陈设与去年无多大变化,因弹均在墙外也。蒋询每人各数语,蒋夫人颇以无女评议员为恨。
蒋介石比较注重礼待或笼络学术界的精英,曾多次接见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竺可桢这次见到的“蒋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较去年尤佳”。虽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但身处抗战尚未取胜大局中的蒋介石为什么看上去特别“神采奕奕”呢?原来中国军民刚刚度过了抵抗日寇最为险峻的1940年,1941年日寇已逐渐显示颓势。(可参阅拙文《抗战前的预测与抗战中的预言》〔二〕〔三〕,分别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9月25日、11月20日)这条记载还透露了“蒋夫人颇以无女评议员为恨”,比较罕见。宋美龄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她个人的观点,不为无因,但纵观当日之中国:建筑学家林徽因,史学家陈衡哲,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或是其他杰出的中国女性同胞,究竟谁合适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这或许有待学术界的探讨研究。
1949年江山易帜后,竺可桢的学术才华受到中共领袖高度器重,并委以中科院副院长之重任:
六点余即出发赴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余之座位为548号,与江问渔、俞庆棠二人为隔邻。首由周恩来副主席报告。此次应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平638人,实到635人,不能到者十人,其中有杨杰在香港被人暗杀,徐向前、颜惠庆因病不能到,萨镇冰、荣德生年老不能到。次推朱德主席,请毛主席泽东致开幕词。继续演讲者有各团体代表刘少奇、何香凝、陈毅、新疆代表赛福鼎、程潜、华侨代表八十四老人司徒美堂,散会已十一点。乘车至寓十一点半。当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首先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民主党派代表悉数到场,竺可桢邻座的江问渔与黄炎培长期精诚合作,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颜惠庆是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中的资深外交家,萨镇冰是晚清至民国海军界硕果仅存的元老,荣德生则是企业界的着名代表。连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都千里迢迢自海外归国参加此次盛会。有趣的是,竺可桢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听取领导人演讲时也不忘气象变化:“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真是活龙活现,情景交融。
三点乘车至中南海怀仁堂。今日有三个机构参加会议,一为少数民族,二为自然科学代表大会,三为第一届卫生会议代表,故座为之满。首由李维汉致词,次朱总司令简单演说。未几毛主席来,少数民族代表回、藏、蒙等献旗,西北少年参观团献花。梁叔五代表科代,颜福庆代表卫生会议向毛主席致敬。五点半即散。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刚取得政权,万象更新,群情振奋,故各界群众代表纷纷向毛泽东献花献旗,颂扬之声不绝。唯有一身傲骨的梁漱溟孤调别弹,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载《梁漱溟全集》卷七,第3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或许当日中国也只有梁漱溟敢于这样表达。二十多年前,作为北大杰出青年教师,梁漱溟经常去拜访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的同事杨昌济,替梁开门的就是青年毛泽东——杨昌济未来的女婿。加上后来抗战时期梁漱溟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纵论国事,相谈甚欢,故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梁漱溟这位两代故交也相当尊重,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也谈我的思想问题》,载《梁漱溟全集》卷七,第119页)。
七点半偕孟和、三强乘车至北京饭店,毛主席邀请晚膳,并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到各国大全及三十几种兄弟民族代表。与石志仁、孙越崎、吴觉农、沈思兰〔沈体兰〕、曾昭抡、黄季宽、陈叔通、钱乙藜、丁巽甫、胡愈之等诸人谈。九点半回。
检阅大会准时于十一点开幕。鸣炮二十一响后,由聂荣臻为司令,检阅海陆空军后,报告人数。朱德总司令致简单开会辞后,空军领队,于11:40开始检阅。空军后继以海军、陆军,共约18,000人,约一小时检阅方毕。军容极盛,继之以炮兵、坦克、机械化部队及马兵,有白马、黄马、黑马部队,如是四十分钟。至一点廿分,继以军乐队及工会、农民、公教人员及市民,均六七十人一队。估计一小〔时〕可走二十万人,照估计三点半可完。但有若干市民因欲一觇毛主席风度,至天安门牌楼下伫立不走,有时至十分、二十分钟,故耽搁时间。最后则文工团,此节最为精彩,有高丽、蒙古、新疆舞及上万人之腰鼓,至四点廿分散。
晚六点半偕孟和、三强夫妇、允敏去怀仁堂,参加除夕京剧晚会。七点半开始,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均到场。只二场,一为京剧研究院之《龙潭骆鲍》系唐代骆宏勋大闹嘉兴府后事,起余千之张云溪武艺不错,博得掌声不少。次为梅剧团《金山寺》,梅兰芳起白蛇,梅葆玖青蛇,姜妙香许仙,王少亭法海,萧长华小沙弥。至十一点散。梅兰芳去年开政协时年岁56,今年57岁,但在戏台上犹如妙龄,惟面部稍现皱纹,动作稍硬而慢耳。
中共领导人日理万机之余,也有与民同乐的雅兴,观赏京戏,出演者皆是一流名家,梅兰芳、姜妙香、萧长华、张云溪等人。
晚偕允敏、孟和至北京饭店,参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五周革命成功纪念。毛主席、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等均到会晚膳庆祝,席间甚为热闹。余与李范一、陈援庵同桌,并遇陆志韦夫妇、郑振铎、丁巽甫等。膳后九点回,未及看影戏《“新匈牙利”机器源源而来》。
六点三刻去中南海人民政府六次会议,毛主席为主席,周恩来报告《中苏条约》,林彪报告中南工作情况,邓小平报告西南工作情况。十二点回。
中膳后,二点半偕陶孟和、钱三强、杨克强乘车,由午门进口。至天安门城楼看五一劳动节游行检阅。三点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朱德等到后即鸣炮检阅,时已微雨,自此时起雨渐大,至四五点倾盆大雨。检阅部队至四点约三万人,继之以各机关团体之人员,到五点后为各大学学生与教职员,时雨已停,六点三刻并有阳光。阵容〈已〉〔以〕学校学生为较佳,尤以师范大学及附中之腰鼓。清华、燕京亦好,闻叶企孙与陆志韦亦随到。到七点半天将黑,余与侯德榜同下城楼,拟乘侯德榜之车回,但其车停在天安门之南,警察以不准走。直至检阅完毕,时已八点一刻,回家八点半。
六点偕孟和、三强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团拜新年,共卅二桌,每桌约十人。毛主席坐第一桌,刘少奇第二桌,朱总司令第三桌。余同刘少奇同桌,有李德全、蔡畅、柳亚子、邵力子、李书诚、蔡廷锴、罗瑞卿、司徒美堂。司徒年已八十五,为座中年最高者,但精神矍铄,据云十四岁至美国,留美七十年,去年始回国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竺可桢等科学家经常可以与中共领袖开会聚首,元旦团拜,倾听国事报告,并一起吃饭看戏。
中共领袖在开国初期高度礼遇以竺可桢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家,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一点周恩来曾直言不讳地谈及,据竺可桢记载:
六点半偕正之、子竞等乘车赴中南海春藕斋,应新政协会筹备会周恩来、吴玉章、李维汉三先生之约晚膳。膳后周恩来询各人对此次科学会议之意见;谓人民政府起自农村,对于农村较有把握,而对于工业建设颇有茫然之感。
中共领袖在开国初期具有海纳百川的宏大胸襟,这一点在儒将出身的陈毅元帅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下午谢季骅来,钱临照偕来。知季骅于昨由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来。据陈毅云,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均无避去之需要。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余名,谓当电杭州市长谭震林至浙大访余云云。
当年胡适、傅斯年虽然是坚定的*****学者,但为了体现学术公正,尽力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却在甲骨文、金文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郭沫若评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表达了一种衡量院士的取舍标准首先取决于其人的学术水准,而不以政治上的左右倾向去抹杀他人学术成就的态度。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已走向全面溃败,隶属于该政权的中央研究院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学者,尚且还具有如此的学术雅量,作为开国元帅的陈毅将军自然会认为:胜利者更应该显示宽广的胸襟,共产党政权应该宽容地对待胡适、傅斯年以及学者出身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这些人无需惊慌地远走高飞。
第二,《竺可桢日记》不仅字数篇幅之广为第一,而且内容丰富,巨细皆记,大到与国共领袖及学界各类精英之详细交往,其中涉及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如享誉国际的一流学者陈寅恪、赵元任,新儒家大师马一浮、熊十力,教育界人士蔡元培、胡适,科学界人士李四光、茅以升、吴有训、苏步青、钱学森;小到观察天文气象及动植物生长活动之微,充分体现了一位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对于常人忽视的细微事物保持一种严谨的探索精神。现举数例如下。
中午回。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内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三星期,羽毛未丰。其母鸟则衔蚯蚓欲哺之,但无处可停足,小鸟张口待哺,状甚可怜。余询宁儿,知系房东仆人老刘所捕者。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已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窠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三丈高据顶有一雀窠,适亦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雀有巢,惟鸠居之”言。近日布谷在附近晚叫鸣甚频,料必生蛋于雀巢,其蛋先出,将小喜雀挤而坠毁地。因将竹笼挂于百舌巢边,同时将未死之小喜雀置于百舌巢中,试看其后果如何。
竺可桢先见到竹篓内有两只小百舌鸟,想放归其巢;后知大梨树下曾有二只小喜鹊坠地,一死一伤;经观察得知,一巢不能有四个鸟,而且颜色以及品种不同;复经仔细观察勘验,方知大树上有高低两个巢,百舌鸟的巢较低,小喜鹊的巢较高;最后得出结论,布谷鸟近期在附近活动频繁,“料必生蛋于雀巢,其蛋先出,将小喜雀挤而坠毁地”。自《诗经·召南·鹊巢》揭示“鸠占鹊巢”这个现象之后,两千多年来,大概很少有一位科学家能如此亲力亲为详尽地观察、描绘、解释这个“鸠占鹊巢”的过程。这就是一种时时处处“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
晚试验鸡蛋直立在台上,玻璃片上加handkerchief手帕,以鸡蛋大头向下,不一分钟即成。次去掉毛巾以生鸡蛋大头朝下,直立于glass
plate上,经八分钟亦成功,人在房中走动亦不倒,但呼吸在蛋上立倒。最后以鸡蛋之小头向下,试七分钟未成即停止。
传统有“春分立蛋”之说,后人对此有一种解释: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地球引力会发生变化,鸡蛋所受到的重力会随着引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鸡蛋容易站立起来。这仅是解释之一,另外,还有几种更复杂的解释。但是竺可桢的试验表明“春分立蛋”之说并不正确,实际上只要操作方法恰当,其他的时节日子鸡蛋也能立起来。
三点蔡邦华来,谈半小时。余洗澡。浴毕见后面屋上有公鸡、母鸡各一,在瓦上乱跑。阿牛以为我家之鸡,乃将其赶来家中。其公鸡在瓦上乱走,往别家,母鸡飞入院中。前日失去一黑母鸡,今日来一黄母鸡,不知何家物,当还之。又俗传鸡走屋顶要遭回禄,姑志之,以占是否灵验。
所谓“回禄”,是古代传说中的火神,引申为火灾。鸡飞上屋顶预兆火灾发生,这当然是一种民间传说,或许也可视作一种迷信。但科学家必须要有“于不疑处有疑”的精神,竺可桢作为一个有心人,在他的日记中也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鸡飞屋顶的事情,以待事后验证。
初起见地上霜白如雪,但房中温度并不低也。至七点半左右忽大雾迷漫,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雾来极骤,亦奇事也。七点以前空气静止,至但能见度甚佳,并不料数分钟内即有迷天之大雾也。至九点雾已散尽矣。
昨见西方之光芒,乃系黄道光无疑。在温带中惟春、秋分见之,但近热带则每晨晚晴明无月光均可见。作椭圆形,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地平上约占三四十度,高可达六十度,系空中疏稀之点反映日光云。
这两段文字皆是对天文气象的记载。第一段描绘的先是“霜白如雪”,后却是“大雾迷漫”,乃至“百尺以外不辨人物”,这种现象不常见,故称“奇事”。第二段的是天空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光芒,“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这当然也是不常见到的现象。古人通常会把这两种现象称为天文异象,并且往往将之与人间灾祸祥异挂起钩来。这种“天人感应”的观点盛行不衰,直至近现代,在许许多多晚清民国日记中都会频频出现这样的观点。
竺可桢是科学家,他对天文异象必然会进行科学的解释。他在“大雾迷漫”之前,见到“烟囱所出之烟循一定之层次而走,知其上有逆温层”。有时候,在“逆温层”的笼罩下,近地层的空气、烟尘及各种气体有利于云雾的形成。这就推测出“逆温层”与“大雾迷漫”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其次,他把天空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光芒解释为“黄道光”。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
“黄道光因行星际尘埃对太阳光的散射而在黄道面上形成的银白色光锥,一般呈三角形,大致与黄道面对称并朝太阳方向增强。”
这种“黄道光”并不常见,只有在某些季节处在地球某种纬度的人们方能看到——这样一来,传统认为非常神秘的天文异象,就能得到合理的阐释。
第三,《竺可桢日记》除战乱中遗失不计外,现存日记自1936年至1974年将近四十年连续不断。其中科技史、抗战史的史料极为丰富,尤为重要的是1948年、1949年这两年的日记。这是天翻地覆的年代,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江山即将易主,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究竟何去何从?“良禽择木而栖”,大概每个人都在深思,根据以往自身与国共两党亲疏利害渊源关系纷纷作出无可回避的重大选择。笔者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初步把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在当时历史十字路口所作的选择概括为八大流派。
第一种是南下避难派:
晨六点半起。上午熊十力来谈。渠定二十六日去广东,因以时〔局〕不定,故南迁也。余告以万一时局紧急,此时米粮由校中通盘筹发。但时局如何,只可听天由命而已。
此时正在浙大任职的佛学名家熊十力决定南下广东,避开即将迫近的战火。同居杭州的夏承焘教授听说“十力翁之去杭,由受上海一门生危词怂恿,恐共产党来时干涉其思想”,故匆匆离杭南下。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是南下避难派中重要的一员。
第二种是北上归共派:
十二点别家玉、刚复、颖川。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都、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党〕,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
陶孟和是留英博士,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先后当选过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及首届院士,与胡适、朱家骅等人曾经来往密切。但1948年至1949年之际,陶孟和的政治态度公开发生了重大转变,当竺可桢在上海拜访化学家任鸿隽时,任的夫人陈衡哲教授告知竺可桢:“陶孟和颇赞成共产〔党〕,近来大发议论”,并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被解放前三日北上投奔共产党新政府。陈衡哲的消息绝对可靠,一个星期后竺可桢与物理学家吴有训相遇时得到进一步证实:
四点至福开森路395号北平研究院晤吴正之。渠谓孟和云,北〔平〕有人派人约李仲揆归国,以为研究院系蔡先生之事业,应由仲揆、孟和等出面主持云。
身居上海的吴有训对世态变化尤其是未来科学界究竟“谁主沉浮”十分关切,因此他了解到从陶孟和那里传来的消息与主张,北京共产党政府已派人邀约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归国,或许游说时的许诺是: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开创的事业,改朝换代后应由李四光、陶孟和出面执掌大权。
第三种是随蒋赴台派:
张晓峰来商渠去就问题,据云王东原来,曾与渠谈,劝渠离杭,谓必要时可以飞机相接。余劝渠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余劝其乘车去沪,不往宁波,因沪上友人甚多,可从长商酌也。
浙大教授、地理学家张其昀是蒋介石政权的坚定追随者,早在抗战时期蒋即对张有不浅的知遇之恩。据顾颉刚记载:“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仗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荫麟均为其羽翼。”(《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602页,1941年11月9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有钱好办事,四十初度的张其昀在当时已拥有坚实的思想学术及媒体宣传的阵地,以致可以吸引历史学家钱穆、张荫麟,哲学家贺麟等一批才俊为其刊物撰稿,这让大名鼎鼎的顾颉刚歆羡不已,较之顾氏本人四处筹款、频遭冷遇的境地确有天壤之别。
张其昀是竺可桢的早期学生,在1949年这个时刻,张其昀来找他的老师商讨他个人今后的去留。竺可桢劝他不必过分慌乱。张其昀当时担任浙大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并兼文学院院长,因此他离去赴台,对浙大无疑是一大损失;但考虑到张其昀以往与蒋政权交往过深,不可能得到左翼学生的谅解,故离去也未尝不可。
第四种是飞赴海外派:
晨七点起。八点至霞飞路白赛仲路口上海银行分行晤适之,谈半小时。适之患Angina
Pectoris
Thrombosis心绞痛血栓形成已历年所,在美国时曾进医院,其病与李仲揆、陶孟和、赵九章均相类。孟和得其婿邱锦淇用Hormone激素医疗有效,
故适之与九章均请邱疗治(所用Hormone名Oreton,Shearing
Co.美国出品,及Padodin)。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议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北京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故都,保存了许多巍峨壮丽的建筑,如帝王宫殿、皇家园林、宗教庙观等,紫禁城尤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宫殿。如果这些建筑精华毁于国共两军长时间拉锯战的炮火中,岂非可惜?况且这座都城内外还集聚着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许多着名大学,内中还居住着不少学术名家、硕学通儒。胡适声名鹊起于此城,誉望渐隆于此城,门庭渐广于此城,享誉中外于此城,他的内心深处自然对这座城市怀着挥之不去的眷念,所以他说“北平解放未始非福”。显然,这只是一句竺可桢的转述语,按胡适当时的政治立场,胡适本人是否会用“解放”两字还值得玩味探讨。
第五种是对蒋政权深感失望、留居大陆派:
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将〔来〕共军必分为三派,即毛、朱及林自相争夺。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十二点半车到西站,余与维明自窗口跳出。出站时因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余打电话与陈君衡,再与警交涉始得出。乘三轮车至岳阳路,遇陈君衡。余即打电话与谢觉予,知范绪箕、来虔等四人已于今午向中央银行提到六十三亿赴杭。余乃〈将〉〔从〕中央研究院送姚维明赴北站,嘱告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这一天是竺可桢在人生十字路口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之日,他在由杭州赴上海的火车上听到国民党某军官对时局的分析,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连一点点翻盘的机会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军队全无斗志。竺可桢请姚维明回杭州时转告他夫人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中午时得孟真自台北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
晨接杭立武自广州电,云:“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
辰巧”云云。
竺可桢辞谢傅斯年赴台之邀,并且也决定不南下广州,这一切均源于他对蒋政权于抗战胜利后如山崩地塌般迅速腐败深感失望。竺可桢对此有精辟的评论,以下会引述这一点。
第六种是静居大陆、听天由命派;第七种是得到新政权的暗示或承诺、安居大陆派;第八种是移居香港派。八种流派在此先露一鳞半爪,详情将在笔者另一长文《江山易主:1948-1949年知识分子的八种选择与十种际遇》中作全景式展示及深入剖析。该文将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再结合其他数十种日记等资料写成。
1948年至1949年这两年,有名望的学者及教授纷纷奔波,选择今后的归宿,而在校受教的学生往往如惊弓之鸟,也开始四处走避:
晨七点起。今日较热。各种谣言盛传,有谓浙大将搬家,有谓中大已解散,而学生、教员中有不安于心者。下午梅仪慈来,知梅太太已于昨日去沪,购定轮票挈梅仪慈、仪昭、仪芝三女及本修回广州。余询仪慈功课将如何办法?告以其母亲已事先有结束。足知其早有准备也。学生中亦纷纷摇动。台湾二女生早已回台。今日又有电机二年级生蔡彰华回台,来告辞。湖南学生亦纷纷告假。
梅光迪教授的太太李今英拟带三位女儿回广州,另有学生早已远走高飞回台湾,湖南籍的学生也纷纷请假回老家。但是既然谓之逃难,途中必然会产生悲剧:“近来逃难之纷乱,酿成许多惨剧。沪甬间江亚轮〈二〉〔三〕号载了四千人,出吴淞口爆炸,死了大半。昨报载中航机飞台湾和重庆飞沪的,统出了事,死伤四十四人之多。吁可哀也。今日黄羽仪太太也着了急,把宁而、阿彭、阿恺统带沪,乘轮去广州,因黄尊生曾来信劝往广州也。”
时至1949年初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竺可桢从曾任邵元冲的秘书许师慎等人那里得知以下一系列消息:
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及委员多在京沪,不愿赴广州;立法院则半数在京沪,一部去广州;行政院长官则大部去广州,而代理总统李德邻则又主行政院回京办公,可称四分五裂矣。
上午路季讷来,知其家于年底已迁上海龙华厂。厂中住一连兵,常与连长闲谈,知其为河南人,毕业于成都军校。谓坦白的说,谓一旦有战事,无一兵一卒愿至前线。有兵病倒两日,医生来诊亦不给药,死后不给棺葬,由厂中代筹棺木。又谓汤恩伯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
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所谓“苛政猛于虎”矣。
国民党政府至此充分暴露群龙无首,四分五裂。蒋介石名义上下野,代总统李宗仁虽然上台收拾残局,却又指挥不动残存的蒋氏嫡系部队。传闻汤恩伯不愿让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进入南京、上海、杭州三地接防。最糟糕的是军队毫无斗志。
战场上共产党的大军攻势如潮,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有时甚至闻风而主动撤退:
近日局势骤形紧,因昨共军入芜湖,前日取江阴。政府昨下令紧急疏散,重要人员即已飞沪、粤,故上午即有流氓抢劫巨宅财物及米店、布店。但入晚共产军即已入城,故晚九点之中央无线电台虽播音之女音尚是一人,而全系共产党方面之消息矣。
这说明国共双方军政势力撤退及接管之间的衔接并不紧密,中间往往有一段城市管理真空期,这段真空期内容易发生流氓棍痞乘乱打劫之事。因此,地方上知名人士依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自觉组织“维持会”,以便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安定人心,以免在政权真空期内引起更大的失控及混乱。杭州士绅未雨绸缪,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较好:
九点半至省党部内省参议会开浙江省和平促进委员会。此会由省参议发起,包括省参议会正副会长,农会、工会、报界、律师界、教育会、妇女界、渔业、商会等八团体及所谓社会贤达而成。到了张毅夫、吕公望、余绍宋、邵裴子、方豪、周仰松、鲍律师、林秘书等。通过组织规程,推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即回。
三点三刻至市参议会参加杭州市各界维护地方协会筹备会。市参议会张佐时主席,余到时已开会。余越园正在报告省参议会发起之和平促进会。吕公望对于维护地方协会之任务认为不妥。参议会钟伯庸、高维巍则赞成维持原来名称。张子廉供献对于青红帮组织之意见。主席要余发言,余述教育界所能做之事。金润泉亦发表意见。结果推定常务委员余绍宋、张衡等十一人,即散会。
二点半偕王季午至民生路考铨处晤王讷言,据云铨叙部田炯锦及部属一百余人将赴桂,因待车留杭,均留考铨处云。三点至市参议会,参加杭州维护二次会议,到张佐时、余越园、吕公望、徐士达、高维巍、程心锦等。决定更名为“杭州各界人民和平呼吁会”。
北平和平解放,南京被共产党军队攻入,杭州士绅自动组织维持城市安全的“和平呼吁会”。那么,上海这座大城市如何应对这个政权真空期呢?传闻:
茅唐臣之被任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蒋曾召至寓所谈话,劝其就任。蒋上楼后,陈良谓唐臣云:“吾辈势在必去,须有人如公者出而维持。”可知其为交代地步云。孟闻自谓其名在黑名单上,已不敢回科学社,但仍四出交游探消息。余劝其不必过问政治。
茅以升是着名的桥梁专家,造桥固然是行家,但如何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大城市水电煤如何照常运行以及如何应对“真空期”内的突发事件,这些事情,件件皆需老练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丰富的政治阅历,并非一位桥梁专家所擅长的。
晨阅报知颜惠庆、李思浩诸人已出来组织上海救护会,联合红十字、纯卍字等机构。此乃蒋已离沪之表示,因渠前曾阻止此项机构之成立也。
颜惠庆是着名外交家,192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6年又以内阁总理身份摄行总统职权。李思浩早期出任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风云、漩涡中皆能涉险而过,虽名声不大,却是饱经沧桑的政坛老斫轮。颜、李两位皆见多识广,在上海解放之前的“真空期”,由他俩出面组织各种机构来维持社会秩序,确是得其人选。
抗战胜利后仅仅三年,蒋介石政府即兴衰沉浮迅速败亡,令旁观者感慨不已。1949年5月26日,“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这期间,竺可桢与科学界的同人讨论了政局的变化:
二点至科学社……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团体定于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这里,竺可桢对蒋介石政权的失败作了深刻的总结,并表达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在未来执政时的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
至此可以概括一下:《竺可桢日记》为1948-1949年这两年特殊的历史场景及芸芸众生无意间画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那样恢宏的历史长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幅炮火纷飞笼罩之下的战乱流离图,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中沉浮飘移,给后世的史家研究提供了许许多多难得、鲜活的史料。(诚挚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王世平副总编、伍慧玲编辑对本文配图的帮助。)


时间:2009-12-8 12:27:14 来源:不详

在政权交替的关口,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与争夺的对象。在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除24位选择离开外,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1949年5月6日,距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杭州已经解放了3天。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走在上海的枫林桥上。他刚刚去看了上海医学院的朋友回来,在此,与蒋经国不期而遇。此时,蒋经国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虽然竺可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素来关系不错,但现在蒋经国却是竺可桢最不想遇到的人。蒋经国开口便劝竺可桢赶紧赴台,并说是以父亲的名义请他去。竺可桢婉言相却。回到住所,竺可桢向身边的学生讲述了这件事,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马上建议他以后少出门少露面,竺可桢听从了。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在这一年的2月,他得知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的消息。陈仪一向对浙江大学多有照顾,这让竺可桢“心里极为不安”。特别是听说,陈仪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此前浙大5名学生被释放时,学生们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结果被特务们报告上去,说陈仪对学生们的行为不闻不问——这让竺可桢不能不联想到自己,他对学生的“纵容”在国民党当局中是有名的了。到了4月,有朋友透露消息给竺可桢,说他被国民党当局列入到一个“和平分子”黑名单中。国民党当时有两个黑名单,一个是更“黑”的“反动分子”名单,那张名单上的人名一般人不易见到,而“和平分子”名单上的人,有许多都是竺可桢的朋友。竺可桢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头买报纸,发现报载他已经“飞台湾”,这让他大为惊惶,不知消息从何而来。到了这种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与争夺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国民党方面要拉他去台湾,而且通过不只一条渠道向他表达。教育部长杭立武在他来上海的第一天就要他去台湾,但是他没有答应。后来,他的老友傅斯年从台湾来电,邀请他去台湾大学,他予以辞谢。这回,是蒋经国当面向他传递蒋介石的意思,让他去台湾。蒋经国后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面。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曾经在蒋经国日记中看到过这段,说竺可桢当时不但不去台湾,还劝蒋经国也留在大陆。但是,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关于这次相遇并没有写到这些。“我认为以竺可桢先生的为人,他不太可能去劝蒋经国的。当时有不少人去了台湾,包括与竺可桢关系很亲密的学生,他也没讲什么。他觉得每个人的去留都有他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国民党拉不走竺可桢,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杀的可能。从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当年国民党军警就曾扣压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准备以押送台湾的名义,在途中将其处死,幸为潜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救。失望与希望之间194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个年头的每个人,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竺可桢来说,他的抉择还要多一重:他这个浙大校长还要不要干下去。他已经在浙大校长的任上干了13年。1936年1月,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竺可桢,听老友翁文灏说,浙大的原校长郭任远干不下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准备向蒋介石推荐他出任此职。竺可桢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他知道大学校长工作的纷繁复杂,更放不下他热爱的气象研究工作,放不下他亲手打造起来的气象所。蒋介石为这件事,专门约见他面谈,竺可桢本来想当面向蒋婉言辞谢,但蒋见了竺可桢印象甚好,更要任命他做浙大校长了。许多朋友都劝竺可桢赴任,理由是,中国的文化近年来衰退,需要一所大学做中流砥柱。竺可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郭(任远)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而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到了3月,竺可桢告诉陈布雷,他可以接掌浙大。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上任,没想到,不久就战争爆发。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竺可桢在“求是”的校训下,选贤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战争结束时,当时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当时最好的四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但是到了浙大复归杭州以后,竺可桢发现,他这个校长更难当了。一方面,国民党日益腐败独裁,统治愈发残酷;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动不动就上街游行。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另3名同学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竺可桢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立刻前往营救,而那些国民党高官们,有的高卧未起,有的推说不知,最终才确认于子三确实被捕了。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刑事拘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保安司令和警察局长却一再推托,学生们被激怒,说,如果29日人没有被送法院或释放,30日就罢课!29日下午,省府来了消息,说有要事要谈,却又久久不见人来。竺可桢心知有异,又赶到省府,被告知,于子三已经“自杀”了。看到于子三伤痕累累的遗体,竺可桢几乎晕倒。当国民党特务们要求竺可桢在“自杀”的检验证书上签字时,竺可桢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竺可桢对于学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们的总结,叫做“爱生如子”,另外还有4个字,是“爱校如家”。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中共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儿子。”1943年5月29日,竺可桢到重庆的北碚去看望两名被关押的学生。在那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看望完回到车站,他看到“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的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一边要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内学生们的情绪,不要做出过激行动。然而浙大的学生果然罢课了,而且浙大的教授们也参加,成为浙大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罢教。接着,北平、上海各校开始响应,形成1947年中国的第三次学运高潮。这时的竺可桢,在努力劝说学生们复课但学生们不听的情况下,生了辞职之心,他匆匆赶赴南京。刚到那里就听说,学生们已表示次日复课,并支持校长在南京的一切行动。当南京的新闻记者前来采访,问到于子三是否自杀时,竺可桢回答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言论一出,国民党当局一片被动。所以,竺可桢日后多年在他的一份“思想自传”中写道,“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在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之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而竺可桢对学生的爱护,也是获得共产党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为竺可桢祝贺六十岁生日的活动。当年中共杭州市工委的负责人之一许良英说,活动是他建议的,在浙大校园里搞了一个星期,还举办了浙大校史展览,不光是学生,许多教授也参加进来。作为竺可桢,他并不知道这个活动背后是有组织的,而且学生们以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实际是3月7日,但他确确实实感到了浙大师生们对他的厚爱——那份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此这前,许良英还主持做了一件事,在1949年元旦的时候,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他应该感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善意。“竺可桢在1949年的4月30日突然离开杭州,这令我们也感到很意外。”许良英说。但是,竺可桢到了上海后,马上又受到了他的学生们,另外一批中共地下党的保护。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以竺可桢原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大学就是个学知识培养人格做学问的地方,不应掺入那么多的政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真空之地。于子三的遗体下葬时,学生们不顾禁令,打着写有“复仇”大字的旗帜,并散发挽歌:“抬着你的尸体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太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竺可桢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队伍上了街,非得酿成惨案。他和学校的老师们极力劝说将葬礼延期。但就是这样,突然从校外冲进一伙暴徒对学生大打出手,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竺可桢后来的校长生涯,就这样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政治风潮上,为营救学生和为浙大争取资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厌倦。竺可桢想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的念头已经有很久,但他离开浙大的决定却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电说现在去不了,因为学校面临疏散传闻,人心惶惶。后来,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证,决不会到浙大抓人,觉得对学校可以放下心了,又听说社会上关于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维持会副主席,他觉得此时再留在浙大,很难讲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杭立武的电报,就是离开浙大最好的理由。4月29日,当竺可桢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发现车上挤满了军人,他根本上不了车。换了一趟车上去,从下午两点半直等到7点还不开车,大雨将所有等候的人浇得透湿,谁也不知几点能开车。晚11点多,车终于动了,又不断停下,有士兵从窗口强行爬入,而车站上,已经见不到站长,这一夜的火车,走走停停,让竺可桢饱尝“兵荒马乱”的滋味。到了上海,竺可桢住在朋友处,他听到了黄莺正在啼鸣。沪、杭、宁一带,当时正值最好的春光,樱桃上市,洋槐盛开,可是,自己将何去何从?此时竺可桢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而且,中国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湾。所以,当他遇到蒋经国时,就发生了本文最初写到的一幕。但是对于共产党,用他在后来的“思想自传”中的说法,他“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他与朋友们探讨,问他们是不是要赴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几位朋友“唯唯否否”,觉得去了也“前途茫茫”。然而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竺可桢还能坚持读书。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读过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5月24日还在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只是到了炮声越来越密的时候,他也开始看一本小说《风萧萧》,“我素来不看小说,在炮声中无心读书,故翻阅之”。竺可桢在这个时候还能看进去书,可以说他有超常的定力,也可以说他对于学术研究一直充满兴趣,但更可以说,其实他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了帜。“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在当天日记中,竺可桢写下了他见到共产党军队的第一好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副院长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学者傅国涌的研究,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离开,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2009-10-09)

《读书》 2009年第11期

一九三六年,即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末期、亦即中日两国全面交战前一年,四十六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由最高当局蒋委员长“钦点”,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这位出身绍兴书香之家的哈佛大学博士,乃庚款留美第二期学生,同期还有赵元任、胡适等人。曾见一张历史照片,青年宋子文与他的姐妹蔼龄、美龄在美国合影,一位瘦削“少年”学子也在其中,便是竺可桢。竺与后来的“国舅”当年乃哈佛同学。学成归国后,竺可桢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在地理、气象及物候学领域俨然已成海内领军人物。当浙江大学发生“人事异动”之际,“文胆”陈布雷向蒋氏推荐继任者三人:吴雷川、周炳琳及竺可桢。吴、周均曾担任大学校长或省教育厅长等职,而竺尚从无“党政”经历,纯然一学者也。

可是各方面几乎一致看好竺可桢,首先是浙大教务长郑晓沧、陈布雷胞弟陈训慈等省内贤良之士,继而则是蒋氏“近臣”翁文灏、陈布雷等人进言推荐,而江浙知识圈内鼓动竺可桢出而任事的呼声也颇高。唯一不赞成他赴浙就任的是留美时的女同学陆次兰,她来函劝称:“政界生涯不易领受,而气象事业一旦放弃,亦极可惜。”(竺可桢日记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

实际上,浙江大学成立以来,由于颇受“领袖眷顾”,国民党党部的支配力很是强势。历任校长中,程天放、郭任远等均有所谓“党部背景”,其去留也受二陈“CC系”掌控。然而此次酝酿校长更迭,情形却稍显特别。二月下旬,竺可桢在南京访晤妻姐夫邵元冲,这位立法院副院长对他候选浙大校长之事透露说:“党部方面现值二陈不甚受蒋信用之际,当不致明与为难,但暗中调拨等事则在所难免。”(日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此时,据浙江友人告知“外间谋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搁”,竺可桢意识到“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看来,各方人士热切推举竺可桢这位“无党派人士”,似另有杯葛用意,竺氏亦有意配合,情形颇不简单。

不过,竺可桢何尝肯舍弃他的气象研究事业?此前,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作承担国防航空项目已经启动,与他共事的正是哈佛同窗、工学院长叶企孙教授。至于出长浙大一事,即使在蒋介石面前,他也明言须遵从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意见。而蔡先生对此事的态度却是无可无不可,只需兼顾气象所工作,便无障碍。这样,竺可桢在决断方面就处在一种矛盾境地,既要坚守气象专业,又愿意尝试新挑战,他所提“任职半年”的条件非常脆弱,任职一年后他向教育部长王世杰请辞,而王答以“目前蒋病,以不提为佳”,竺氏便继续做下去,他何尝不知:办大学,没有三五年,不易见到成效。

竺可桢向陈布雷郑重提出两项任职条件:其一,“财政须源源接济”;其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陈布雷当即表态:浙大经费每月四万五千,由国库拨付,可保障;而“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事实上,此次谈话只过了二十余日,竺可桢访见王世杰:“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六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主管教育部的王世杰如此“慷慨”,应与最高当局对浙大的“偏向”有关。可是,当竺可桢鉴于国立大学中惟浙大建筑老旧破败,急需改建,进而提出一百二十万元建筑费呈文时,“雪艇嫌过大,故此事不得不与介公面谈”。蒋介石竟痛快地答应下来,承诺五六年内分期拨付。竺可桢体味到“蒋先生特别欲帮浙大”,颇感欣慰,此时他出任校长刚好一年。可知,经费上须源源接济的条件,大致可以兑现。

而校长“用人有全权”一项要求,情形虽略显复杂,总体说来,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十三年间,在人事任用方面未遇重大掣肘,基本上可自主行事。教师聘用自不待言,即使抗战时期各校增设训导长一职,须由国民党员充任一事,竺可桢也曾“便宜行事”:一度任用牛津大学毕业的政治学教授费巩担任此职,而费氏“无党无派”,显然与上边规定的资格不符。

既然承诺经费有保障,用人可自主,竺可桢遂于四月下旬正式履职,五月十八日补行校长宣誓仪式。其宣读的誓词为:“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罚。”监誓人乃教育部和浙省政府之代表。该誓词带有格式化特点,似为专用公文,但“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等语,在国人的视听感受里显得何其贴切、庄重!

竺可桢执掌浙大十三年,该校由一地方性大学而跃升至全国综合性大学前四五位,从仅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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