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12册原件了解这件国宝的前世今生,善待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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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北京开展,观众络绎不绝。主办方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将《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观众在惊叹这部类书规模之大的同时,也不禁感慨其命运之多舛。更让人感动的是,百余年来那些文人、藏家以及图书馆人前赴后继的付出,正是由于他们的抢救与整理,这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才得以延续保存至今。图片 1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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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代的更迭,《永乐大典》的正本早已不知所踪,存世的仅为重录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副本,而这些副本又因历经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劫掠等已存世甚少。原11095册、22937卷的《永乐大典》副本,截至2017年底仅发现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总数不及原来的4%,并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国家图书馆自建馆之初就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与保护,百余年来在社会各界和几代国图人的不懈努力下,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途径,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这其中鲁迅、袁同礼、郑振铎、赵万里等贡献尤着。
零圭断璧,犹可珍惜。在中国历史上,为了延续中华文脉,许多文人志士为保护中华古籍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保护、转移《四库全书》举债西迁的故事。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不久,杭州文澜阁书库的安全受到威胁,诸多文献古籍必须尽快转移。陈训慈数次到教育部门求助,但当时只领到了300元。为此,他只能四处举债筹措运书款。经过几千公里的迁徙,这批书最终辗转运至贵州,一路上不但要经历肩挑、人拉、船运,还要躲避日军的空袭,其艰辛可想而知。1938年,战火烧到了湖北境内,武汉屡遭日军敌机轰炸。湖北省立图书馆要西迁至恩施,而从武汉把书运到恩施非常困难。时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的谈锡恩四处奔走,使一部分馆藏精品图书终于搭上了最后一艘西迁的船。据悉,西迁路上每丢失一本书,谈锡恩都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但其儿子在路上掉下山崖离世,他却一笔都没有写……
这些历经战火、千里颠簸仍代代传承的中华古籍,凝聚了前人的心血和汗水,保护和延续这些古籍是后人无可推卸的责任。去年夏天,笔者到某市立图书馆走访时,发现古籍书库的空调已不能运转,而保持恒温恒湿是古籍书库建设的基本条件。一问才知是“经费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不过书库隔壁的办公室内却凉风习习,空调运转良好。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从“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中,今人看到了近年来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放眼业内,从前人手中传递下来的每一叶古籍是否都得到了善待,值得深思。

央视网消息(记者 王甲铸
王小英)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亚洲文明联展”作为大会系列活动,其附展之一的“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同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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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是一部被誉为“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典籍。然而历经数百年风雨,这部成书于明永乐之初的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此后重录的副本也星散飘零,百存一二。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记者走进国图,走近展出的《永乐大典》12册原件,通过这件国宝的前世今生,感受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

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下诏解缙等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心以韵”,集合“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解缙奉谕召百余人,次年进呈。成祖览后,赐名《文献大成》,但认为“尚多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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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三年,明成祖复令姚广孝等重修,延揽四方文儒宿学达两千余人。永乐五年,姚广孝进呈《永乐大典表》,明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并亲自撰序并定名《永乐大典》。永乐六年冬,全书告成,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

明嘉靖三十六年,紫禁城发生大火,嘉靖担心殃及大典,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后为防止不测,他下令重录一部大典。重录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即隆庆元年才大功告成,共耗时五年。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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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与一般类书不同。它以韵为纲,以字隶事,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把以韵排序与按类部次相结合,并在一些事项下面附有总论,每一事目有一个标题。大典根据文献中的词语来确定条目,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下来,并点明来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且多后世佚文秘典,对保存佚书有独一无二之功,因此大典又有“佚书渊薮”之称。

比如《旧五代史》一度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直到编《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出,也才有了“二十四史”。除此之外,《旧唐书》《宋会要辑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都曾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流传于世,还有宋本《水经注》《薛仁贵征辽事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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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着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还早了300多年。

《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颇具皇家风范,每册约50叶,大多二卷一册,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的。版框高约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

《永乐大典》全书约3.7亿字,正文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国戮钤印。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书“台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整部大典字体整齐,又不乏洒脱精神,是写本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誊写均用徽墨,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不干不酥,湿润有光,古香古色。朱墨以朱砂矿质制成,经久不色粲然悦目,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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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插图的式样和种类非常多,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形等,这些插图有明初画家所绘,也有临摹宋元旧本,采用传统勾线技法,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明嘉靖后,《永乐大典》正本不知所踪。文献中几乎再难找到关于正本的记述,也没有发现正本存世。因此,世人对正本的下落出现了诸多猜测:陪葬嘉靖皇帝、明万历年间焚毁、明末被李自成毁于北京、明末清初毁于南京、藏于皇史宬的墙体内,以及毁于清宫大火等说法。

一直保存在皇史宬的副本早在明清交替之际也开始遗失。清雍正年间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后,更是屡遭厄运,绝大部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少数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据统计,翰林院在“庚子之变”中共遗失了至少605册《永乐大典》。至宣统元年,翰林院就仅存64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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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前所知,原11095册、22937卷的《永乐大典》副本,截至2017年底仅发现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总数不及原书的4%,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国家书馆共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官博物院”。

正所谓,零圭碎璧,犹可珍惜;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为了更好地保护《永乐大典》,传承文化根脉,挖掘珍贵价值,方便公众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与保护。百余年来,在社会各界和几代国图人的不懈努力下,通过政府拔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现为《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这其中鲁迅、袁同礼、郑振铎、赵万里等贡献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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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于1983年收到山东掖县孙洪基的来信,称其在堂弟孙洪林家见到一书,与自己在县文化馆学习时,墙壁上所挂日历中看到的《永乐大典》书影相似,北京图书馆派专家赶往山东鉴定,确认这册书为《永乐大典》的“门”字类,含3518和3519两卷。此册曾被孙家用来夹鞋样,天头地脚已被剪掉,但文字主体尚完好无损。几经周折,北京国书馆收藏此册,并进行了精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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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上海核查古籍善本,意外发现加拿大华裔袁女士处有一册《永乐大典》,此后国家书馆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先后四次进行鉴定,认定其为明《永乐大典》的零册,且保存完好。国家文物局批复动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购得该书,并列为国家文物财产。2013年,此册海外藏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使“湖”字部分合壁。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运昌则文运盛。

在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的求索下,特别是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明珠还于合浦,国家图书馆现已成为《永乐大典》在海内外的最大藏家,并给予大典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